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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歡雖以鮮卑舊禮立新皇,但卻在官制和法律上繼續(xù)“漢化”,北齊律終演化為隋唐律,北齊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規(guī)模遠超南朝。西遼耶律大石敗退至中亞和新疆,建立喀喇契丹,稱自己為“葛爾汗”。當時中亞都實行伊克塔分封制80。但耶律大石取消了伊克塔,將中原王朝的制度移植過來。在行政上實行中央集權(quán),在直轄領(lǐng)地實行文官制(沙黑納制度)81,將兵權(quán)收歸中央82,將漢字作為文字83。稅收只向每戶征收一個“第納爾”,巴托爾德認為這就是中國的什一稅。因為西遼的緣故,俄羅斯和中亞至今還以“契丹”(Китай)指稱中國。
元朝是中央集權(quán)政制,中央置中書省政務,地方設行中書省。文化上雖然各并舉,但政治上仍以儒法治國。其他大蒙古汗國都是分封制,而忽必烈自1271年取《》“大哉乾元”改國號為“大元”后,就蛻變?yōu)橹性醭?。元朝歷代無不學儒尊孔,官僚漢制隨之建立,用上了尊號、廟號、謚號等漢式名稱,輔以都城、宮闕、朝儀、印璽、避諱等漢式典制84。清代的政治建構(gòu)更不用說了,所有理論資源與制度安排都來自于中華文明85。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風俗儀式不能說明什么。改變國家性質(zhì)主要看治理體系。查理曼接受了“神圣羅馬”加冕,也沒有讓加洛林王朝變成“羅馬”,因為法蘭克的治理體系不是羅馬。相反,清朝剃發(fā)易服,理所當然也還是中國,因為它的治理體系就是中國。
政治統(tǒng)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礎。政治一體越鞏固,多元文化反可以盡情伸張個性;政治一體越脆弱,多元文化越會彼此互搏而終消亡。一體與多元,并非此消彼長而是同弱同強。不理解一體與多元的辯證關(guān)系,就會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亂了自己。
一個多世紀以來,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(quán),“歷史中國”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。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,都是由外來學術(shù)框架去塑造。比如,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“崖山之后無中國”“明亡之后無華夏”;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“滿蒙回藏非中國”。這都是當年“東洋史”的遺毒。比如,有些史家試圖用“意識形態(tài)”來對標西洋史。當西方說“大一統(tǒng)”是專制原罪時,他們就將“專制”歸罪于元清兩朝。說漢唐宋本來是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“開明專制”,離西方不算遠,結(jié)果被游牧民族的“主奴觀念”改造成了“野蠻專制”,明朝的高度集權(quán)是元朝制度的殘余,中國沒產(chǎn)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。得出如此結(jié)論,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(nèi)在邏輯。
比如,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“自由傳統(tǒng)”沒有發(fā)展出所謂的制度時,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,“農(nóng)耕文明”代表專制,“游牧文明”代表自由。如果元朝不被明朝,那中國早在13世紀就有了一個商業(yè)與律法之上的社會形態(tài)。他們沒弄清,所謂“自由精神”的殊榮只屬于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,從不屬于的匈奴、突厥和蒙古。在孟德斯鳩筆下,同樣是征服,哥特人傳播的是“自由”,而韃靼(蒙古)人傳播的是“專制”(《論法的精神》)109。在黑格爾筆下,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,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,而全體人不知道任何自由(《歷史哲學》)110。